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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其他] 点赞!这个潍坊人,要为高密捐建一座抗战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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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7-9 09:47:56 |只看该作者 |倒序浏览



80年前,一场抗击日军的伏击战,30年前,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《红高粱》,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一位艺术家的内心深处,如今,他要将收藏了十几年的关于那场伏击战的物品捐出,并在高密东北乡建一座“红高粱抗战博物馆”。

这位艺术家就是以描绘故乡红高粱与老门油画而闻名的刘铁飞,他还是两届奥运会(伦敦、里约)指定唯一的中国籍艺术家。在参与国际艺术活动的同时,他一直念念不忘故乡,要为故乡留下一段“历史记忆”。



缘起:小桥写生

刘铁飞上小学时,正值电影《红高粱》热映,他连着看了七遍,被电影的画面彻底震撼了,同时,他又有种异样的亲切感:这不是我的故乡吗。此后,他听说了这部电影就是在他故乡所拍,而且那座在电影中打鬼子的小石桥,在当年真的打过一场针对日寇的伏击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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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,刘铁飞从美院毕业后,回到故乡的第一件事,就是寻找那座小石桥。当年秋天,他来到了高密孙家口的“青纱桥”写生,画出了后来被莫言收藏的《桥的记忆》。


莫言在其后为刘铁飞所写的序言中,这样描述这幅画:“这座桥基陷落,桥石被岁月剥蚀得凹凸不平的小桥,跟随着电影《红高粱》走向了世界。铁飞用他的画笔把这座小桥给我搬来北京,一腔乡情如同美酒,让我感动不已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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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铁飞在日军高密慰安所旧址寻找侵华物证

在小石桥写生期间,刘铁飞还有另外一份收获:当年伏击战的遗留物。起初,有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向他兜售家中的老鱼盘,后来又找出一截断了的刺刀和改为水瓢的日军钢盔。刘铁飞眼前一亮:“这可是宝贝啊。”陆陆续续,他收集了几十件物品,包括弹壳及日军或游击队的枪械残件。


触动:
来美术馆讲故事的老人

十几年来,刘铁飞根据故乡红高粱及老门创作了一系列油画,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,已先后在英国、德国、法国及中国台北等地展出。2014年,高密市政府为其打造了“刘铁飞美术馆”。


这座美术馆离“青纱桥”并不远,开馆后,不断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前来参观,并对刘铁飞讲述当年伏击战及公婆庙大屠杀的往事。


有一位住在公婆庙的老人讲:“日本人进了公婆庙后,开始了屠杀。有一户家里有两个闺女,一个出嫁,一个未婚。当天两人都在家。那个已婚的被日本人堵在了院子里轮番糟踏后杀害了。那个未结婚的从院墙爬出去跑了,跑到村外被截住,同样被糟踏了,死的时候,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攥住沟边的两把红草。”


当时,还有更多的老人来美术馆讲过往事,但刘铁飞忙于参加奥运创作,并没有详细记录下来,“现在想想很后悔,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有些已慢慢不在了,所以,我觉得整理好这些资料,建一座抗战博物馆已刻不容缓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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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铁飞在公婆庙村寻访当年公婆庙惨案的见证者

今年正值“孙家口伏击战”与“公婆庙惨案”80周年,刘铁飞多次前往这两个村庄,为两村80岁以上的老人拍照,并装框相赠。“这些照片我多洗了一套,将来抗战馆建好后要挂在主厅的墙上,取名《见证者》。”刘铁飞这样说。


珍品:
董希瞻枪套与日军药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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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铁飞在介绍他的抗战藏品

刘铁飞的父亲也酷爱收藏,十年前在老家筹建“胶莱民间石器馆”时,有一天听说相距十几里的董家大庄有一对“旗杆石座”要出手,刘铁飞拉着他前往该村。


等他们到达时,那对“旗杆石座”刚被人买走,正在失兴之际,村头一位老人抱出一个旧木箱问要不要。打开木箱,里面有两个皮枪套、一个旧公文包,还有一个旧水壶、祙子等。虽然这些东西比起那对石座来年代要晚,但抱着不能白跑一趟的心态,他们还是把那一箱东西拉回去了。


回家后,刘铁飞在擦拭枪套尘土时,发现套盖内有两个字:轼堂。他马上找寻了相关文史资料,查阅后得知:轼堂是该村一位抗战人物的名,该人字希瞻。“董希瞻?!”刘铁飞当时心头一惊:“难道这就是那个打孙家口伏击战的董希瞻?他是我老家的?”


随后他又查阅了更多的资料:董希瞻是孙家口伏击战的副总指挥,他带领的第二大队被确定为这次伏击战的主攻队伍,同时,孙家口伏击战的第一枪也是董希瞻打的。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28名,缴获枪四十余支,子弹数万发,军刀3把(其中将级军刀1把),军用地图1份、军用汽车1辆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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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伏击战缴获的物品

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记载是:“孙家口伏击战后,董希瞻将开走的汽车埋藏于地下。该战总指挥曹克明要董希瞻交出所得的汽车、枪支等战利品,被他拒绝,从此两相交恶。”这段记载也解开了刘铁飞的疑惑:原来这个印有大正、长平等字样的木箱为日军弹药箱,箱中的日军水壶、印有昭和十二年(1937年)的袜子等都应是那场伏击战战利品。


之后的十年时间,他与父亲在老家附近先后收集到了三把军刀、两件大佐披风、一个将校背包、日军地图等。其中,最为特殊的是一个日军药箱,该药箱做工十分精美,内有各类药品盒罐十几个,铁镊子一把,其中一款为战争中的外伤药“伤品一切效能药”,里面还剩有部分药粉,另一个标有日本陆军卫生材料厂的“眼软膏”,标记生产日期“昭和十三年(1938年)一月”。据文史专家介绍,这种档次的医药箱应为日本高级军官配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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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将校药箱

艰难:
物品已越来越难收集

为了更好地展现当年伏击战的时代全景,刘铁飞广泛收集抗战物品,先后到过北京、济南、台北等地,甚至冒酷暑赶到刚拆毁的高密日军慰安所搜集过物证。目前已收藏抗战物品近千件。让他感慨的是,附着近年收藏热的兴起,这些抗战藏品价格也越来越高,并且越来越难收集。


“一张高密的民国照片要一千多元,一套民国版《高密县志》要几万元,以后收藏就更困难了。”刘铁飞说,这些藏品中,花费最多的是一本日本特务机关的极秘文件《山东省建设进步状况一览表》,该文件是从北京拍卖行高价拍得的。


该文件是昭和十八年(1941年)由日本的“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”编写,上盖“极秘”章,其内容涉及山东省县知事任命、行政浸透、警察警备人员装备、保甲自卫团人员装备等,其中的“山东省行政浸透状况表”有较高研究价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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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东省高密县、青岛市胶县农村调查成绩》

另一份日军文件《山东省高密县、青岛市胶县农村调查成绩》的收藏过程则是曲折,刘铁飞在济南一家古董店发现此书时如获至宝,但店家告知他此书在前一天已被人订下,过几天来取。无奈之下刘铁飞向店主索要了那位顾客的电话,经过沟通之后当晚又请那人吃了顿饭,当对方得知这本书中记载的是刘铁飞故乡的内容,并且是为故乡收集资料后,他才忍痛让出,原来他也是一位抗战收藏迷,后来还与刘铁飞成了朋友。


还有一个汉奸县长赠送给日本军官的纯银奖杯,则是刘铁飞从台湾购得的。2011年,刘铁飞到台北举办画展时,在一家古董店看到一尊个头硕大但做工精美的纯银奖杯,杯身有浮雕鹰与牡丹图案,吸引他的是杯身上刻有两行字:敬祝:伊藤警备队长临别纪念,招远县知事宋效博敬赠。听店长介绍说,这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日本收购的,在店里摆放近二十年了,是“镇店之宝”。


刘铁飞将此物品的消息发给他父亲,父亲查阅资料后告知他:宋效博1939年秋至1941年任日伪文登县公署知事,伊藤的部队则参与了对平、招、莱、掖根据地的频繁扫荡。这是一件难得的日军侵华物证。最终,在刘铁飞的再三要求,以及台北山东同乡会老乡的协调下,店主同意让出这件宝物,但价格不菲:60万台币(当时约15万人民币),刘铁飞将画展的大部分收入拿出,捧着这个宝物回到山东。


目标:
建一座公益的抗战博物馆

如今,这些藏品都静静地存放在刘铁飞的库房中,他要在高密东北乡,为这些藏品建一座“红高粱抗战博物馆”。


“这些物品的最大价值,是让人们看到它们,并且记住那场伏击战。”刘铁飞说,高密东北乡的精神即为红高粱精神,而红高粱精神则为抗战精神:坚韧、不屈。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所传达出的抗战精神,能在故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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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铁飞与抗战收藏专家樊建川在一起

为了能够更加科学地设计、建设这个场馆,他与高密东北乡考察团一起,专程去四川拜访了抗战收藏专家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。樊建川对这个馆的建设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,并提出了建议:这个馆要邻近莫言文学馆、红高粱影视城等地方,这样才能形成集结效应,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藏品,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的历史价值。


刘铁飞表示,这个博物馆的建设地址已选好,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,等到建成后,将免费对外开放,是一座纯粹的公益展馆。


“当年,这场伏击战牺牲了22人,与他们的壮举相比,我所做的这些算不上什么,只能是对这些乡亲的一种纪念。”刘铁飞表示,他与父亲收藏的这批抗战物品,将来会全部捐献给当地政府,这个博物馆将来也要捐出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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